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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雷竞技角度看《我不是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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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竞技角度看《我不是潘金莲》

      近期新上映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一方面,是源于冯小刚导演和万达的排期纠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人对于影片情节本身不喜吐槽。而笔者却对这部影片喜欢异常,今天就以雷竞技视角来“说三道四”。

冯导和万达的纠纷属于私人恩怨,笔者不便作出评价。非法律人对于影片的不喜的原因是认为女主李雪莲的诉求——要求法院判决其离婚是假的及其“维权”过程无论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法律人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影片对于某些法律常识的把握略有偏差上。

笔者首先对影片中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能否立案问题

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15日印发该意见,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意见于5月1日起施行。该《意见》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后,法院不再对起诉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和申请,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所以一般来说,不考虑时间因素,影片中李雪莲可以立案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二、关于离婚登记的性质问题

在实践中,不少人都把婚姻登记理解为一种行政许可行为。事实上,婚姻登记并不属于行政许可,而是行政确认。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根本区别在于:行政许可是“授权”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查清申请人是否具备法定条件、能否被授予某种资格和权利。行政许可的结果是赋予申请人某种资格或权利,而这种资格或权利是申请人在取得行政许可之前所不能享有的。行政确认则是“确权”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查清某种事实或权利是否客观、真实、合法地存在。行政确认的结果只不过是就这种事实或权利是否存在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婚姻自由权,公民可以自主决定结婚还是不结婚,也可以自主决定维持或者终止婚姻关系,而不需要由行政机关来赋予这种权利。在婚姻登记中,行政机关的职责只不过是对当事人行使婚姻自由权的合法性及其结果进行审查确认。此外,婚姻登记不同于行政许可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如行政许可往往可以附期限、附条件,而婚姻登记既不可能附期限,也不可能附条件;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应当对被许可人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而婚姻登记机关则无权对当事人婚姻登记之后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或者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而婚姻登记则不可撤回。由此可见,婚姻登记和行政许可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关于能否当庭宣判的问题

当庭宣判,是指在合议庭休庭评议并作出裁判后,立即复庭由审判长口头宣告判决结果的诉讼活动。因为现在的法律实践中,很少会出现当庭宣判的情况,所以很多人认为当庭宣判不符合法律规定,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当庭宣判的条件:1、案件事实清楚。案件事实清楚是裁判案件的基本条件,只有事实清楚,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公正作出裁判,事实不清,不能硬行判决。2、必须在法庭进行宣判。如果到当事人住所进行宣判,不能视为当庭宣判。3、必须在庭审调查后当日宣判,如隔日则为定期宣判。

在分析完法律问题后,笔者说一说影片的合理性问题和为什么笔者比较喜欢本片的原因。

 很多观众觉得这部电影的情节不合理,但笔者曾在市政府信访办工作数月之久,可以说见惯世间百态,类似影片中的情节在现实当中是屡见不鲜的。上访问题是典型的中国式问题。“上访”,就是人民群众到上级国家机关反映并要求解决问题。上访本来是反映了群众对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信任,是群众反映意见、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了解民意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近些年来,上访问题已成为社会性问题并严重影响司法和政府机关的形象。有人说“去上访的都有理由,没有理由谁愿意伤精费神,又不是吃饱了撑着!”,而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却说过:“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极端之词,未免失之偏颇。早在2003年11月,原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就对上访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说:“调查显示80%上访有道理”,他对记者表示:“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卓越的电影必须是能激发人性中最触动人心的那个点。《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即可被评价为优秀,一方面是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问题,信访问题是敏感问题,但鸵鸟心理毫无意义,只有正视社会的问题,并积极面对和解决才有可能解决。一方面,是其在描述社会现实的同时,道尽了基层法律工作尤其是基层法官接访的无奈,很容易引起接触过信访案件的法律工作者的共鸣。这部电影是信访史上众多信访案件的缩影和集中展现。电影中市长说是因为法院院长的审判导致上访,法院院长说正是因为案子判对了才有李雪莲的告状,这又是何等的黑色幽默和无奈?

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对和错,但愿法治的阳光普照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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